70岁大臣被下令赐死，乾隆为何又放了他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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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文字狱最为巅峰的乾隆时期，竟然有一位70岁大臣因为在狱中吃断头饭的时候吃了2块肉喝了3杯酒就被释放了，这究竟是乾隆皇帝起了恻隐之心还是别的打算呢?

在清末政治家李岳瑞所著的《春冰室野乘》中写到了这个故事，故事的主角是乾隆时期的大儒，大理寺正卿，尹嘉铨。尹嘉铨是名门之后，他的父亲尹会一曾经是吏部侍郎，更是清朝有名的道学家，和陆陇其、汤斌、张伯行并称为康熙朝四子。

有这样的家世，尹嘉铨从小就受到了很良好的教育，以承接道统为己任。他确实也是天赋异禀，加上学习勤奋，在学术上为朱熹的《小学》加疏，汇编成《小学大全》，颇受乾隆好评，自己著作近百种，可称著作等身，仕途上官至大理寺正卿，位列“三公九卿”之一。

但是他为人性格狂悖，曾经自称自己是孟子后身，直接孔子真传，这种性格直接导致了他之后的悲剧。乾隆四十六年，当时已经致仕在家的尹嘉铨听闻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，回京途中在保定休息，他便起了见驾的心思。

但其实乾隆并没有召他觐见，他就想了个法子，写了一篇奏章，让他儿子给乾隆送去，内容就是为他的父亲尹会一请谥号。

为什么是请谥号这件事呢，因为尹会一除了学问和治理能力出众之外，最为世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孝道，当年他在河南治理洪灾得到，颇得民间好评，但是他都是把功劳归于母亲的教导，在那个及其重视“孝”的时代，他的言行是广受赞誉的。

尹嘉铨一直都以父亲为榜样，以孝子自居，这次上奏请谥号也是为了成全自己“孝子”的名声，同时他想着上奏之后，皇上必会召见自己，也可以在乡亲故友当中体现自己的圣眷不衰老。

但是他没想到乾隆皇帝并不想成全他，反而斥责他不安分守己，让他颜面扫地，于是他坚持上奏第二次，不光为他的父亲，还有范文程、汤斌、李光地、顾八代、张伯行几人一起，请谥号，还要请求共祭祀与孔庙。

乾隆皇帝没想到尹嘉铨竟然如此不知好歹，第一次的斥责没有用，还有变本加厉地再来一次，直接朱批到：“竟大肆狂吠，不可恕矣!钦此。” 这一下尹嘉铨不仅没有在乡亲面前露脸，直接被乾隆送到监狱里去了，遭受了牢狱之灾。

大丈夫死当谥文正，在古代，知识分子及其重视自己的生前身后名，谥号作为皇帝钦赐，可以说是一个人死后最大的荣耀，别说文正了，只要不是恶谥很多人就满足了。

对于这种帝王特权，竟然有人三番五次上书为自己的父亲，老师，父亲的朋友请谥号，即使这些人也都是清初大儒，也是触及到了乾隆的逆鳞。

下狱之后就是抄家了，从家里藏书大小311套，散书1539本，未装订书籍一柜，法帖册页65本，破字画58卷、书信一包计113封、书板1200块。

从这么多书籍字画里面找几个所谓违法的言论，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下面就列举几个当时定下的“滔天大罪”。

第一条是尹嘉铨自己写了一本《名臣言行录》，里面收录了鳌拜、高士奇、徐乾学、鄂尔泰、张廷玉等等曾经被乾隆罢黜甚至初处死的人。

乾隆历来不喜欢所谓“奸臣”“名臣”的称谓，他自认“明君”，只需要执行他指示的奴才罢了。

再者，乾隆年间是严禁私人撰史，即使是国史馆也是采取“案而不断”的策略记录本朝人物，评史、定凡例以及初稿的审阅都是乾隆亲自动手，为的就是维护自己的英明形象。

第二条就是所谓的“帝师罪”，尹嘉铨时常自比孟子，所以模仿孟子的王者之师，结合《史记·张良传》中“学此则为帝者师矣”，自称帝师。

尹嘉铨

且不说尹嘉铨从来没有教授过皇家子弟，只是为旁支子弟编著了《小学大全》，就算是真正的太师也不敢说出这种话，这一下就坐实了狂悖妄上的罪名。

第三条是这个案子最出名的一条问题，也是这个案子被后世作为“文字狱”典范的原因，叫作“古稀罪”。

“古稀”一词出自于杜甫的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其实一直都是大家通用，但这个时候恰逢乾隆在70大寿自称“古稀天子”，又写了《古稀说》颁示天下，相当于直接把“古稀”二字据为己有了。

在尹嘉铨家中找到了自号“古稀老人”的书稿证据，那么罪名就上升到了“僭越”的高度，直接就被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，亲属照律缘坐。

其实乾隆也知道这个处理有点过分了，只是处了绞立决，免了家人连坐。

这里对于尹嘉铨的结局其实有点众说纷纭，根据《春冰室野乘》记载，李岳瑞有一个朋友的先人在乾隆年间任刑部郎中，留下了一篇《纪事》文章，是奉旨记载下狱官员行为，上呈给皇上的。

文中记载，在行刑之前，皇上命令御厨做了酒席给尹嘉铨，作为断头饭，尹嘉铨颜色不乱，并没有慌乱的神情，反而是不断自责，反思自己辜负了皇恩，坦然领罪。

在吃饭的时候，尹嘉铨坦然饮酒三杯，吃了火腿和肥肉各一片，泰然自若，监视的人回报给乾隆他的行为，乾隆沉思了片刻，决定再次召见尹嘉铨。乾隆皇帝一生好名，到晚年更甚，所以乾隆晚年文字狱的情况比起早年已经缓和很多了，尹嘉铨素有文名，乾隆也担心会给自己留下不好的名声，加上看尹嘉铨悔过之心诚恳，死前坦然，并无异心，就决定放了他。

尹嘉铨得到召见，知道皇帝的态度动摇了，立马大拍马屁，说自己年事已高，无法为皇帝做太多的事，但是可以每天焚香祷告，祈福皇上万寿无疆。听到他长篇大论的拍马屁，乾隆皇帝也消了火，嘲讽了一句“汝尚欲活到百年乎”，就放他回家了。

维护皇权的乾隆

对于尹嘉铨这次的“文字狱”事件，很多人把他和清初的“文字狱”视作一个类别，其实不然，之前的文字狱是因为清朝立国之初因为是异族当政，对于民间怀念前朝的风向的打压，以及康熙登基之初主少臣疑的情况下，对于权臣的打压。

但是到了乾隆朝末期，皇权其实已经稳固，这个时候更多就是皇权与“相权”之争了。自从朱元璋废除宰相职务之后，一直到封建王朝被彻底推翻，都没有再有“宰相”这个职位了，但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朝堂的影响力依然不减。

清朝延续前朝推崇程朱理学的传统，从好处看可以加强自上而下的思想统治，但是从坏处看，文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，反而利于臣子们拉帮结派。

鲁迅先生对此就做出过犀利的评价，推崇朱子的理学，就要讲学，于是而有学说，于是而有门徒，于是而有门户，这样就变相形成了相权，所以其实乾隆一直对于朱子都是有尊崇但是抑制臣子们“学样”。

对这一点，从经筵上体现得尤为明显，自乾隆二十一年，他首度在经筵中与朱子立异。

至乾隆六十年的32次经筵中，乾隆共有17次提出异议，对于当时文人颇为推崇的东林党，乾隆也多次表示是明末亡国的祸根，甚至直言：“夫明之亡，亡于门户，门户始于朋党，朋党始于讲学，讲学则始于东林。”

针对于乾隆皇帝这个意向，著名的纪晓岚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和自著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就多次嘲讽道学先生，各种假道学的形象在民间也深入人心，对于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限制。

在这种风向之下，尹嘉铨不仅为自己父亲请谥号，还给各种道学大师请封，一旦答应，那么民间各种讲学之风必定死灰复燃，这是乾隆绝对不想看到的。所以在对待尹嘉铨一案上，乾隆要的不是他的人头，而是批倒同时要批臭，要利用他的丑行来打到他的道学。

例如娶50岁的守贞女子，上奏之前给妻子吹嘘必带翎子归的事情都被在公堂上抖露出来，当时的尹嘉铨为了活命，只得一一认下，甚至直接说出自己惧内，是假道学，可谓是将读书人的颜面丢了个一干二净。

到最后尹嘉铨的生死其实对于乾隆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借这次事件，他已经完全把尹嘉铨道学先生的身份彻底打碎，给了天下道学学子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最后放掉尹嘉铨反而又给了乾隆一个“仁君”的名声。